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洪常秀已经放弃什么技术了，所谓的结构、黑白影像等等，看不到洪导的突破在哪里，甚至还有很多退步，这部电影最大的优势是金敏喜。这样的电影就是八卦电影，属于洪导的私密自嗨，顺带给娱乐周刊贡献一点正面回应材料。
轻盈的生活流电影，人生嘛到了这个岁数，自然是不会再计较太多了，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更加值得的人和事。看电影的时候在想，如果自己的生活也能是那个状态，也会是挺好的，真实纯粹又不失可爱质朴，这大概也是理想的中年生活的样子了。有时候在想，电影如果能够照进生活，并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足够的启迪的话，也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坐着聊天站着聊天走着聊天屋里聊天屋外聊天路上聊天地里聊天，最后，为爱黑白变彩色。
一部关于洪尚秀拍摄电影方式的自我指涉的元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尽管导演是缺席，但是通过最后的彩色镜头，金敏喜违反了“直视摄影机”的禁令，跟洪尚秀视觉对话。电影成为一份导演与御用演员的情书，这种小工作坊式的电影拍摄方式，接近戈达尔和伍迪艾伦，体现了一种艺术片生产机制的健全和健康，既是小打小闹的，又是艺术性的。影片涉及的人物情节及故事元素，看似漫不经心，是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摹写，实际上却是精心涉及的，每个层面都恰到好处，反应了普通人生活中的无聊，同时也有神秘、无可奈何，相识相知后的心花怒放，走向幻觉的现实主义
充满了对洪惯常技巧的调侃，似乎暗示着他在玩笑性地自我指涉。也就是说，他以对话驱动、视觉上相对朴素的电影风格经常被认为是“文学性的”，而这部电影以更广泛、更奇妙的视角审视了一位已在一种媒介中取得成就的艺术家如何在没有任何规则和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另一种媒介上的创作尝试。
现实小说家的才智不是编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是把最乏味的故事也能讲得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就像梵高画的那双旧鞋子，关键不在题材，而是艺术。这部电影不能说非常乏味，也是常规乏味。
另一种《引见》，有趣的是惊讶的发现上次看洪尚秀正好是一年前上影节的《引见》，洪老师明年见了。
南北朝时期，嵇康把竹林七贤一些有的没的，日常生活，喝点小酒等，不加修饰的拍下来，或者写下来，或者刻在竹简上，此举越随着朝代更迭，越那什么，这么解释，不知道明白了否？
最后那几个镜头百分之一万是洪师亲自拍的哈哈哈哈！不算是他最好的那一类作品，但男性在他的作品中越发地边缘化，对于他而言总体上是件好事。
为随手纪录的生活瞬间创作一整部电影，有什么能比此种创作层级的颠覆更动人？
最后那几个镜头百分之一万是洪师亲自拍的哈哈哈哈！不算是他最好的那一类作品，但男性在他的作品中越发地边缘化，对于他而言总体上是件好事。
阴间美学可还行，天色尚早，没有响起的闹铃，神秘的小女孩，大道至简。
三星半。影片绝大多数时间，参照洪常秀以往的创作习惯来讲都是松散的，人与人的相遇，形成闭环，却没有太多精神层面的交战，趣味性更多来自旁观者的反应。而到了影片最后，当你以为这是洪常秀与金敏喜秀恩爱的随便一拍之时，笔锋一转，美好与现实的尴尬处境融在了一起。正如他们所言，“浪费”只是外人自以为而已。
太喜欢最后了，好自由。第27部确实是“multiverse”很好的收尾了。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人生中的前三年。前三年浑浑噩噩地被度过在我人生之中。我在给别人录音的时候听到了隔壁情侣的发疯吵架。最后我在拍摄自己电影的过程里和女主角深陷爱情的泉井。曾经我以为自己厌恶一切东西，工业和虚伪的技术都是破坏艺术原真的垃圾。结果我自己最后也丧失了作为诗人的天性。我不清楚我讲的话或者我做过的事儿，对于我一切的过去我只想逃避。我站在天塔上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自己。下一秒我来到公园里碰见了你，你还是老样子，一张嘴巴两只眼睛。你告诉我我否定一切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最后，我卸载了虎扑，剔去了长发，灵光涌现，不能自己。我是自私的，我曾经为了及时上厕所踩碎过一片郁金香花坛和两座自动喷水的机器。我也是虚伪的，因为我一直自诩真诚且对真诚的代价毫不在意。最后我看见了你，然后拍了你，你就是我的意义。
除了省略与回旋之外，有些神来之笔。最好的是望远镜的发现，另外，就是最后段落的主观镜头，一半彩色一半黑白，金敏喜溢出来了，这已经不是电影了。但它还是电影。
不断地展示人和人微妙的关系和连结，在互相吹捧的无意义交流中，找到一些真的感受和进步。我看了三遍引见也没看出为什么说这是女版引见。
这几年的洪常秀似乎不太一样了，我觉得洪的电影有两个元素，一是困惑，二是狡诈。困惑提供日常和诗意，狡诈负责结构和翻转另一种日常性。困惑负责悲伤，狡诈负责尬笑。他的缪斯金敏喜就是糅合了困惑和狡诈于一身的女性，于是诞生了现代性。这种电影魅力是基于男女关系构建的，让我们有种置身其中又抽离于外的释然，所以看他电影总有禅棕公案之感。这部电影更基于一种“放下后”的描摹，不再是局中人的事。女人之间的交流似乎化学反应差了不少。电影显得仙风道骨，六根洁净，但也绝非我期待的洪常秀。
洪常秀和蔡明亮的电影都是随笔型，独辟蹊径，远离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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